《南方日报》专访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陈鸿宇:围绕“四个力”寻路汕头高质量发展
文章来源:《南方日报》 发布时间:2020-11-10
近日,汕头市委、市政府制定了深调研工作方案,以期为汕头经济特区再出发“问路寻策”。
做好深调研,“问”和“寻”是关键词——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路径,正是重点所在。汕头经济特区要“迎头赶上”,那么需要追赶的是什么?对于汕头来说,目前发展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子?这些问题,都是汕头“寻路”的方向,亦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为此,南方日报记者与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陈鸿宇进行对话,探索汕头的“应寻之路”。
南方日报见习记者 王涵琦
汕头需要追赶的是特区的精神、特区的发展质量
南方日报:请您谈谈,汕头目前发展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走什么样的路子?
陈鸿宇:汕头是广东省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还是第一批特区之一,开埠已有160年,历史非常悠久。对于这座老城市而言,更需要新活力。汕头要“迎头赶上”,要实现“老城市新活力”,要回答两个问题。
首先要明确汕头需要追赶的是什么,也就是和谁比的问题。今年是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在回顾和比较的过程中,有人说特区发展有分化,汕头特区属于发展速度比较慢的特区,不是一个成功的特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汕头和其他几个特区一样,都是窗口,都在探索,都做出了贡献。
汕头不能和其他的三个特区,特别是不能和深圳、珠海和厦门这三个经济特区简单地比GDP总量,比人均GDP,比财政收入。因为各个经济特区本身的资源禀赋条件、区位条件、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和原有的产业基础水平都不一样,幅员也不一样,所享受的政策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差异,所以不能简单地比经济总量和收入水平。
汕头要“追赶”,不是追赶经济总量,不是追赶某几个重要经济指标。汕头需要追赶的是特区的精神、特区的发展质量,需要追赶的是离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要求和标准有多远,差距在哪里。这才是汕头关于“追赶”要去思考的问题。
其次要明确汕头的差距在哪里。中央对深圳经济特区未来发展提出了5个基本定位: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
显然,汕头不能简单地和深圳比这些高标准,而是要从汕头的实际情况出发,明确深圳现在做到的哪些方面,是汕头尚未做到的。在中央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认为“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绩,已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这四个“力”的差距,就是汕头与深圳等特区的差距。
汕头要建设成为内秀外名的“活力特区、和美侨乡、粤东明珠”,也说明了“活力”是城市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而“活力”是要靠魅力、动力和创造力来支撑的。
因此,在深调研期间,个人认为汕头要努力围绕“汕头的活力怎么样”“汕头的动力怎么样”“汕头的魅力怎么样”“汕头的创造力怎么样”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深入调研,寻找差距,找到问题背后的原因,由此作出比较精准的对策思考。
围绕“活力”“动力”“魅力”“创造力”去找到汕头发展的抓手
南方日报:有哪些方面可以作为汕头目前发展的主抓手?又有哪些方面是需要深远考虑,久久为功的?
陈鸿宇:广东省要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汕头要打造最具活力的经济特区和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定位已经足够清晰,目标和方向也非常明确。
汕头要围绕“活力”“动力”“魅力”“创造力”一条一条由问题去寻找原因,从这“四个力”中去找到汕头发展的抓手。
“活力”就包括经济活力、社会活力、市场活力、文化活力、政府本身的活力。要去思考是哪些方面缺乏活力,是体制机制的原因?是政府服务的原因?是基础设施条件、交通区位本身不理想的原因?还是产业链、供应链本身缺、断、少、散的原因?这些原因得一个个去寻找。
汕头的基础很好,但政府、社会、市场、企业没有形成一股合力,合力不够,活力就显现不出来。有的时候在一些方面有活力,其他方面又相互掣肘,反而把活力给抵消掉了。许多像有活力的新事物,要放手让市场、让企业、让人民群众去创造。
汕头这座城市是很有魅力的,潮汕文化、华侨文化历史悠久,城市建设和民俗风情极有特色。但在很多外地人眼里,汕头的魅力好像只剩“美食”。一座有魅力的城市,不是光有牛肉丸、工夫茶就行的,汕头的魅力展现得越充分,大家对这座城市就会更热爱,更有信心。
目前汕头的文化魅力和城市魅力缺乏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和协同推进建设。汕头能否建立一个城市文化建设规划专家委员会,对汕头文化,包括城市文化、侨批文化等进行一个10年、20年乃至30年整体的长期的规划?汕头的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开放史都缺少一些历史和文化层面的发掘,这种发掘不能只依赖民间力量,政府对文化研究也要作出努力。
经济特区40年的主要经验之一,就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由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跨越。汕头经济特区兴办之初,创造了不少领先全国的改革举措,后30年没有创造出更多的在全国具有引领性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经验。因此,汕头特区的再出发,要到在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中找动力,在输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和提高政府的治理服务水平上找动力。
在广东省省一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中,汕头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是湛江、茂名、潮州、揭阳四个城市的总和。所以汕头是有人才、有创造力的。但是比起其他特区,在提高创新投入、建强科创平台、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创造力还有待提升。
产业升级+创新驱动 助力汕头高质量发展
南方日报: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课题中,汕头提出进行“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壮大”和“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请您谈谈汕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要重点调研哪些方面?有哪些支撑条件是升级调整所必需的?
陈鸿宇:纵观全省而言,在粤东西北,非珠三角各个城市中,汕头的工业化水平是最高的。汕头潮南纺织工业现在有3000家,每年产值约600亿元。今年出台的《汕头市开发区总体规划》提出,潮南要建设超1000亿元纺织服装、超20亿元精细化工产业集群。
因此,你有你的太阳和月亮,我有我的满天星斗,汕头能靠民营、靠民资、靠侨资、靠社会资本、靠外资走出一条几百亿产值的制造业集群的道路,是汕头的优势,也是汕头经济发展的活力所在。
汕头发展一方面必须把重心放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上,既能保稳定、保就业、保收入、保消费,又能更好地发挥汕头既有的传统优势,激发汕头潮商新活力,把原有传统产业做优;另一方面,必须全力寻找新的发展项目,集中突破。这其中有四个重点:
产业发展要靠高科技。纺织产业、玩具产业、化工产业是汕头的传统产业,如果加上创新驱动,就会成为汕头的优势传统产业,就会成为高技术产业。
也就是说,汕头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两条腿走路:一是靠优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二是靠创新驱动。比如,纺织产业从面料、纺织机械到服装服饰的设计、销售服务必须赋予高科技含量;玩具产业要走向智能化,走向数字化,从而延伸到动漫、电视剧、电影、电子数控等新的业态,甚至是要做全国乃至国际性的玩具标准,掌握话语权;精细化工的优势就在于不争夺石化产业的第一道工序炼油,而是探索周边产业链延伸的可能性。
产业要集群化寻发展。已经建立起来的集群像玩具产业要集中进园区。只有进园区才能用好高科技,提高资源配置和产出效率,使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联系更加紧密;才能腾出更多土地来发展新的产业。
寻求发展突破必须努力培育新型支柱产业。光靠汕头原有的服装、化工、玩具三大产业是不够的,要对标广东省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规划,寻找能够在汕头落地的产业。
要跟上时代潮流,培育新一代电子信息业、绿色石化、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目前这五个方面都有发展前景,如何创造投资者所看重的条件,需要汕头自己的努力,更需要国家和省的支持,包括深圳的支持。
产业发展需整合土地资源,统筹规划利用。汕头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缺的是项目,之所以缺项目,是因为缺地:没有大项目,就没有用地规模、用地指标;没有用地规模、用地指标,就吸引不了大项目。这是绕不过去的怪圈,破局关键在于突破整个制造业空间布局。
高质量发展的另一深意在于要高质量地、集约地、节约地用好汕头有限的、宝贵的土地资源,要通过整合现有的土地资源,整合分散、零碎、不成规模的各级园区,腾出真正可以发展现代制造业的园区用地,立体化地建设利用。除此之外,还要统筹考虑,让产业真正进驻园区。
科技创新+市场化改革 助力汕头创新发展
南方日报:2015年您曾围绕广东省“创新驱动发展”这一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基层调研,那么对于汕头而言,在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重难点?
陈鸿宇:科技创新需要制度改革。汕头市的科技创新要尽快融入全省的大湾区和全国,甚至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价格链、创新链,光靠汕头本身,不可能提供更多可供转化的科研成果。如何引进并用好成果,如何引进并用好人才和人才团队,背后都是制度的问题。因此,改革现有的科技创新体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汕头要探索市场化改革,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科技是重要的钥匙。光靠政府来思考怎么创新是不够的、不充分的,企业才是创新的主体。汕头要按国家要求,在科研成果立项、科研经费拨付使用、科研成果评估这三个环节的市场化做出新的探索。
汕头要建立一批平台,包括省级实验室和研究院等,整合明确职能,并交给科研工作者去办。做基础研究,就要有久久为功的思想境界。
汕头在促进科研成果和产业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结合方面要多探索,多放开,多搞活。例如,在对待职称评定、资质认定、技术职务晋升、技术发明者本身应有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等方面,要走进市场化,可利用汕头特区立法的权限加以探索。对于能让科研成果转化利用,能让社会焕发活力的举措,政府部门应该按照中央和省的文件要求,多开绿灯,改变某些部门对市场、对企业、对科研团队干预太多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