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金融那些事儿——读《金融的逻辑》有感

许德友

         近年来，随着大众对理财和社会经济问题的关注，财经类的畅销书备受追捧，各种讨论金融危机的观点相互碰撞，类似的讲座、报告也四处开花，大家似乎在一夜间看清了华尔街金融家的贪婪和罪恶，以及各种深藏不露的“阴谋论”。金融交易除了让华尔街、金融界赚钱外，对社会到底有没有贡献、有没有创造价值？如果有的话，是如何贡献的、如何创造价值的？陈志武撰写的《金融的逻辑》一书从全新的视角为读者拨开了这些迷雾。

       陈志武是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是目前华人领域公认的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之一。

       此书的一大亮点是让人们重新审视过去那些曾经理所当然的观点。过去我们总认为，国库里真金白银越多的国家就越强大，要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一个国家财政经常赤字，要发行大规模国债融资，这是不好的。陈志武的研究发现彻底颠覆了读者惯性的认知：以公元1600年为例，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现在来看，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了日本外，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而且我们又无奈地发现，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的资本化、证券化体系才是这个世界近20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资本化是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长期以来，美国欠下一身的巨额外债但发展势如破竹，而中国、印度这些在几千年封建发展史上一贯拥有大量金银储备的国家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

       同样，用“货币化”和“资本化”也可以更清晰地理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去的30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买卖东西的自由，他们有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和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市场化”或说“钱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为流通的金融资本。一个国家可以卖的东西越多，或者已经资本化或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可能的资本也越多，而由资本和劳动的自由结合产生的巨大生产力正是我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最根本的原因。

       对于诸如高利贷等民间金融等问题，书中也充分地阐释了其背后的逻辑。长期以来，过度意识形态化的渲染使我们普遍认为高利贷是一个和“剥削”相等同的概念，放贷者自然地就是剥削阶级或恶棍。于是，我们轻松地得出结论：消灭高利贷的办法是打倒放贷者，禁止民间金融。这看似有道理的结论其实完全违背了市场的规律：禁止民间借贷只会增加金融交易的风险，减少了资金供给，使高利贷的利率更高，这样的结果跟当初禁止民间金融的初衷正好相反。

       本书还从历史的角度探讨治国的金融之道。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靠加征税还是发国债来维持财政，关键在于政府的融资成本和民间的投资回报率，只要纳税人的投资回报率高于政府公债利息，最优的国策就是少征税，把钱留给老百姓，藏富于民，政府尽量用公债补充财政赤字。如外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政府用低息借到这些钱后，通过减税把钱转给企业和老百姓做生产性资产投资，这种策略的效果是让美国的财富超速增长，即是自己有蛋再“借鸡生蛋”的效果。由此我们终于明白了美国靠赤字、靠国债、靠减税做强的道理。由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我国目前增速超20%财政收入或许并不是好事。所以，目前我国的政策导向之一就是：一方面应该减税，至少应该控制税负过快增长，要藏富于民，同时政府进一步退出经济领域，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提高民间创业和投资的回报；另一方面可继续依靠国债促进发展。当然，这两个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提前，那就是政治制度构架必须要适应这种自由开放的市场。

       通过阐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政治架构的关系，文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市场经济是个人解放的必由之路。试想一下，如果年轻人自己通过按揭贷款买房、结婚，自己以后赚了钱还银行，自己花自己的钱，而父母把积蓄买养老保险、养老基金，等退休后用自己的投资回报社会，那不是让大家更有尊严、自由吗？

       （原载广东省委党校《教研信息》2012年第4期）